当中国创新药企还在为“第一款商业化产品”与“持续融资能力”反复博弈时，岸迈生物已经选择在更陡峭、也更具想象力的赛道上抢跑。
近日，新一代多特异性抗体先驱企业岸迈生物更新港交所招股书，继续推进上市进程。与多数仍在单点靶向或Me-too路径中徘徊的生物医药公司不同，岸迈生物押注的是全球增长最快、技术壁垒最高的细分方向之一，T细胞衔接器（TCE）双特异性抗体。
这不仅是一家Biotech的IPO节点，更是一个判断窗口：在双抗和TCE进入“临床与商业化兑现期”的关键阶段，中国公司能否真正站到全球创新链条的前排？
双抗进入兑现期，TCE成为最残酷的筛选器
过去十年，中国创新药的核心叙事，是不断缩短与全球前沿的时间差。从仿制到Fast-follow，再到局部First-in-class，这条路径在单抗、小分子领域已被反复验证。
随着大量项目推进到临床阶段，行业正在迅速分化，单纯依赖靶点叙事的双抗，开始遭遇疗效边际与同质化竞争；而真正具备机制跃迁意义的细分方向，正成为资本和跨国药企重新下注的重点。
岸迈生物所选择的T细胞衔接器（TCE），正处在这一分化的核心位置。与传统双抗相比，TCE通过直接连接肿瘤细胞与T细胞，重构免疫杀伤效率，被视为双抗中最具放大效应的一类机制。
与此同时，TCE也是业内公认的失败率最高的技术路线之一，安全性窗口极窄，任何工程设计失衡，都会在临床阶段被迅速放大。
正因如此，TCE并非一个可以靠试错堆出成果的赛道。它更像一场对底层工程能力的集中考验。这也是为什么，在岸迈生物的招股书中，TCE并非作为某一款产品的附属标签出现，而是被明确放在公司整体技术路线的核心位置。
行业数据也在放大这一判断。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TCE药物市场将从2024年的约30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1100亿美元以上，高于同期整体生物药市场的增长速度。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千亿空间”并不意味着机会普惠，相反，它意味着真正具备系统能力的公司，才能穿越从概念到商业化的死亡谷。
因为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高度分化。与PD-1时代“百花齐放”不同，TCE天然更像一场淘汰赛。大多数项目会在早期被技术门槛淘汰，真正能走到后期的，必然是少数具备系统性平台能力的玩家。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资本与大药企对TCE的兴趣空前集中，但下注却异常谨慎。交易不再围绕单一靶点展开，而是聚焦于平台是否能反复产出、风险是否可控、结构是否具备长期扩展性。
在这个阶段，TCE对岸迈生物来说，不再只是一个高增长赛道，而筛选其真正创新能力的放大器。
从平台到全球验证，岸迈生物押注“系统能力”
在TCE这场高难度竞赛中，岸迈生物的路径选择，明显不同于押注一款明星产品的传统Biotech逻辑。
它更像是在构建一套解题框架。FIT-Ig平台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某一个参数指标，而在于其结构层面的选择，不依赖氨基酸突变、不引入非天然连接肽，使双抗尽可能接近天然IgG形态。
这一平台并非停留在实验室假设阶段。核心产品EMB-01已进入结直肠癌II期临床，并成为EGFR/cMET双抗领域最接近商业化的项目之一。这一点尤为重要：在TCE赛道，进入中后期临床本身就是稀缺资产。
更值得注意的是，岸迈并未试图用单一平台“通吃所有场景”。MAT-Fab平台的引入，本质上是对复杂靶点风险的进一步拆解，通过双价替代形式，提升对肿瘤抗原的亲和力，同时控制脱靶效应。这种为风险单独设计工具的思路，反映的是对TCE复杂性的深度理解。
而在业内普遍认为最难的CD3结合问题上，岸迈选择通过自建CD3抗体库，实现亲和力与价位的精细调控。这使得TCE设计不再依赖反复试错，而是逐步走向工程化、参数化。这类能力的价值，往往只有在多个项目推进中才会显现。
真正让岸迈生物从众多Biotech中拉开差距的，是其全球合作的密度与质量。自2023年底以来，公司已完成多项对外授权合作，累计交易总额超过21亿美元，在TCE领域处于全球前列。
这种持续性的交易验证，远比单一高金额Deal更具说服力，它意味着平台能力正在被反复尽调和验证。
在这一背景下，岸迈生物推进港股上市的意义，也就不止于融资本身。资本市场真正关心的，是它能否在上市后持续将平台优势转化为临床推进与全球商业化成果。
当双抗进入下半场，TCE正在决定谁有资格留下来。而这场竞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