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冷眼观天
2025年12月30日，社交媒体公司Meta宣布，花费数十亿美元买下一家名为Manus的中国AI公司及其母公司蝴蝶效应。
这是Meta公司历史上金额第三大的收购。
根据协议，Manus整个团队加入Meta，创始人肖弘成为Meta的副总裁，主管AI代理技术。
Manus会继续在新加坡独立运行，产品和服务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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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之后，人们很自然地从中美两国科技竞争的角度去看它。
对美国和对Meta来说，目的很明确。
Meta的老板扎克伯格已经把AI定为公司的头等大事，2025年砸了540亿美元建设AI基础设施。
但是，在直接面向普通用户的通用AI应用上，Meta一直缺少一个能打的王牌产品。
Manus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全球第一个通用型AI智能体，技术架构特别，在GAIA标准测试里准确率达到86.5%，超过了OpenAI的同类产品。
因此，Manus迅速崛起，与DeepSeek一同被视为2025年中国AI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两大突破。
买下Manus，Meta一下子就补上了关键能力——让AI不仅能回答问题，还能自己动手完成复杂任务。
靠着Meta全家桶应用将近40亿的月活用户，这项技术可能很快推广开来，让AI更深入地自动化处理内容、广告甚至更多生活事务。
当然，这么大手笔的收购，尤其是买下一个核心团队有中国背景的公司，很可能引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国会议员们也可能会担心数据安全和技术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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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这边看，心情和想法就复杂一些。
好的方面是清楚的：一个年轻中国团队创立、只用几个月就做出世界级产品的AI公司，得到了全球顶级科技公司的认可和真金白银的收购。
这证明了中国AI创新者的能力和才华。
对于真格基金这些早期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退出，会鼓励更多钱投进AI创业。
Manus走过的路：从中国起步，搬到新加坡，最后被美国巨头收购，给后来的创业者展示了一个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怎么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例子。
但是，另一面更让人深思。
收购完成后，以肖弘为首的技术骨干全部进入Meta，这又一次让大家讨论中国顶尖AI人才的去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收购的并不是一家中国公司，而是一家早就把总部和主要业务搬到新加坡的实体。
这个细节，让人回想起2025年早些时候那次同样引发很多议论的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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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Manus自己来说，被Meta收购可能不是意外惊喜，而是从它决定搬去新加坡那天起，就走上的一条有很大可能性的路。
回头看它搬家的决定，那是好几个现实压力一起作用下的结果。
最直接的推手是国际政治。
2025年4月，Manus拿到7500万美元B轮投资后，美国财政部根据已经生效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启动了安全审查。
作为领投方的硅谷著名风投Benchmark明确提出，要把公司注册地搬到新加坡，才能继续给钱。
这个要求不是特例，AI视频公司HeyGen之前就走通了这条路:注销中国公司、搬到洛杉矶，然后成功拿到了Benchmark的投资。
Manus照着走了一遍。
技术上的限制是另一个现实困难。
美国对华高端AI芯片的出口管制，让Manus在国内很难稳定获得像英伟达H100这种开发和改进产品必需的算力。
有了解公司情况的人透露，算力不够已经拖慢了产品更新速度。
而新加坡作为亚洲的算力中心，不受这些禁令影响，能保证研发所需的“算力自由”。
资本逻辑和全球战略是更深层的原因。
Manus在新加坡的主体“Butterfly Effect”其实在2023年8月就注册好了，由开曼群岛的母公司全资控股。
在产品出名前就完成的布局说明，它的全球化是主动计划，不是被动应付。
一个“立足新加坡、服务全世界”的故事，远比“一家中国AI公司”的故事，更能支撑它当时高达20亿美元的估值，也更符合美元基金通过开曼架构最终退出的资本运作模式。
另外，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也推动了选择。
Manus的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调用GPT-4、Claude这些国外大模型，和国内大模型的结合不太顺畅；相比国内激烈的价格竞争，欧美市场对企业级AI工具有更强的付费意愿，这能帮助缓解它高昂的运营成本。
所以，从国际审查到算力获取，从资本要求到市场选择，好几个因素像齿轮一样扣在一起，共同把Manus推上了迁往新加坡、并最终加入全球科技巨头的道路。
创始人肖弘说这是“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产品”，这句话背后，是一家创业公司在国际关系的夹缝里，为了活下去、发展好而做出的艰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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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从诞生、搬家到被收购的整个过程，像一束强光，照出了中国AI产业以及更大范围的创新体系面对的几个深刻问题和挑战。
第一个问题关于人才和生态。
Manus团队的技术能力得到了世界级认可，但最终成果并入了另一国的科技巨头。
由此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环境，不仅能培养出顶尖人才，还能长期留住他们，让他们的智慧成果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变成一片森林？
第二个问题关于技术路线和全球化。
Manu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它能自由调用全球最先进大模型的基础上。
它搬走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开因为使用未备案的国外模型可能带来的合规风险。
就此显示了国产AI技术在追求自主可控的同时，面临的开放性和全球兼容性挑战。
在AI快速发展、全球既合作又竞争的今天，怎么平衡安全、自主和开放、融合，需要很高的智慧。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美元资本在Manus早期成长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它退出获利的要求和合规条件，也直接影响了公司把家安在哪里的选择。
如此，我们必须思考，怎么培养更多有长远眼光、能陪伴硬科技企业走过起伏、不会因为短期国际局势变化就离开的“耐心资本”，以及怎么建立更有吸引力的本土资本市场退出渠道。
第四个问题，也许是最根本的一个，关于整个创新体系的韧性。
Manus的案例展示了一种模式：在中国学习成长起来的优秀创业者，凭借出色的想法快速崛起，却在资本、技术、市场的多重全球力量牵引下，把运营主体甚至最终成果放到了其他地方。
这是一个偶然的例子，还是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它要求我们仔细看看，从算力基础设施的自主保障，到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规则，再到对前沿技术探索的包容监管，整个支撑科技创新的生态是不是足够牢固、友好并且具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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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收购Manus，不仅仅是一笔生意。
它是一个缩影，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技术、资本、国际政治和个人梦想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
对于中国AI产业，它既是一杯清醒的冷水，提醒我们在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上还存在短板和风险；也应该是一针催化剂，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如何系统性地改善创新土壤，在全球规则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发展空间，真正把人才和技术优势转变成持久的产业优势。
未来的竞争，不只是某个技术点的比拼，更是综合生态体系的较量。
Manus的故事讲完了，但中国AI产业的下一个篇章怎么写，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