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开始施行，其中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引发广泛讨论。
新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指的是程度轻微、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在公安系统留下的记录。这些行为社会危害性低于刑事犯罪，处罚方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仅为行政拘留（最高15日）或罚款。但在新规施行之前，这些违法记录很多时候会被随意查询、披露，导致许多当事人因为一次犯错，波及终身、殃及子女，在求学、求职过程中遭遇过当限制，甚至失学、失业。
新规施行后，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依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内部，并未消除，只是严格限制对外公开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询。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在坚守 「违法必受罚」 底线的前提下，给当事人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现代法治的救赎精神。
这次变革中，赵宏的身影不可忽略。她是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长期活跃的普法者。为倡议限制治安违法记录的无序公开，她写了十几篇面向公众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她认为，公开的治安违法记录是无限延长的「社会惩处」，而法律应当「过罚相当」。
积极撰写法治评论的赵宏，谈过的话题还有许多：单身女性冻卵权、劣迹艺人的「封杀」、抢生二胎被罚案……大多是不讨好的话题。她推动过改变，也招来许多非议。在不提倡表达的时代，她一直在表达。
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表达？为什么要为违法者发声？她眼中的理想法治是什么样的？2025年10月，我们与赵宏进行了访谈。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天黑以后》里，法学生高桥常去旁听审判。最开始，他自认为与被审判者之间有道「坚固的高墙」，审判是别人的闲事，而他洁白无瑕、作壁上观。但在听过太多陈述、证词、诉词和辩护词后，他的信念逐渐动摇了：「那堵分隔两个世界的高墙也许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没准也只是一道纸糊的薄墙。」他感到恐惧，放弃了搞乐队的理想，决定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把这道墙的问题好好探究一下——他将审判制度看成一种奇异的生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扭动着无数条长腿……在这家伙面前，所有人都丧失了姓名，丧失了面孔」。像章鱼，他总结，栖息在深海底的巨大章鱼。
成为行政法的老师以后，这是赵宏很喜欢对学生讲的片段。它当然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但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经验，是每个人都或许有的、来源已久的经验。
赵宏的经验源自童年。她的父亲在地方运管局工作，有一天回来告诉家里人，最近查处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车辆，司机不肯交罚款，耍赖躺在车前，说要扣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父亲的一位同事年轻气盛，和司机纠缠了一会儿，居然真的去开车了。最后司机被撞倒，虽不严重，那位同事也被判了刑。
父亲说起这些时忧心忡忡——当违法者躺在车轮下时，合法的扣车不能顺利执行，执法者应该怎么办？再往大了说，这位司机在妨害公务吗？遇到妨害公务的行为时，执法者的反应边界是什么？父亲很困惑，她也跟着困惑。
类似的困惑时刻，在她此后的人生若隐若现，没有断过。
她在中国政法大学念硕士时，帮着导师做法律援助，对一个案子印象很深：妻子要生产了，丈夫开车送她去医院，强闯了一片交通管制的区域，因此要被追责。
参加工作后，她又知道了另一个案子：一位货车司机在经过某地的超限检查站时，因为车上的卫星定位装置掉线，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被施加了扣车、罚款2000元的处罚。他不愿接受，又不知怎么沟通，最终服药自杀了。她读到他的遗言，「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挣到多少钱，反落下了一身病……今天在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她马上记起小时候听说的那位司机，他固执地躺在自己即将被扣押的车辆前时，大概也在想，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这些？我的生计怎么办？太过相似的场景。
所以她时不时会想到那条章鱼，那条无处不在、庞然大物式的章鱼。被它捉住的人大多恐惧且迷茫，而没被捉住的，并不一定因为他无瑕，或许只是他的运气没那么坏。
2022年，好友转给她一条法律咨询。当事人为了找工作，去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同时得到一行备注：曾因赌博被治安拘留——没有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但留下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记录。那么他当然一份工作都找不到，生活也几乎停滞。
不久后，《上海法治报》向她约稿，她又听说了有这样一位父亲，多次给孩子办转学未果，向教育部门打听后被告知，这是因为孩子曾在副驾驶座上不系安全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留下了记录。
至今，赵宏说起这两件事时仍有些惭愧，她一直是行政法的研究者，却在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违法会留下永久记录」。她把这归结于自己视角的缺陷。她在法大读本科和硕士，在北大读博士，又回到法大教学。她几乎没有离开过校园，她的知识也是。于是，这之后，她认为有些东西应该走出校园。
她为此作了一篇评论，《行政违法「案底」消除应该先行》。她把行政违法记录比作现代墨刑，「让当事人承受了远超出其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的惩罚，完全悖离了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她倡导在一定条件下，将违法记录消除的可能性。
稿子发出后，她的个人邮箱成了树洞，前后来了几百封信：有用VPN翻墙被网警警告的，有发短视频说自己复活了秦始皇被定性造谣的，有和邻居吵架，往对门上喷了个「死」字被拘留的，当然也有很多普世道德观下难以接受的赌博、嫖娼和吸毒的。来信者中男女老少都有，共同点有两个：都有违法记录，都被这记录绊住了脚。他们没有工作，难以升学，不能升职，甚至在过高铁检查站时，刷身份证有异响。他们都言辞绝望，着急忙慌地问她，这辈子是不是只能这样了？这事儿还有可能被解决吗？
章鱼不仅无处不在，而且被章鱼捉到过的人，都会被烙下印子——不论他因什么被捉到，这印子可能永远不会消掉。章鱼必然有它的正义性，但关于印子的事儿，是不是完全不能商榷？
赵宏后续又写了十几篇面向公众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学术界讨论此事的第一篇论文。学术会议、公共演讲，能谈的渠道她都去谈。
对她个人而言，结果大概好坏参半。
2025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出新规，「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新规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而坏的那一半是，她因此招来很多非议。最近一次发生在2025年11月底，互联网上，行政违法记录将封存的消息被简化为「吸毒人员违法记录封存」。作为倡议者的一员，赵宏过往的文章与呼吁被翻了出来。她被评为傲慢，别有用心。更糟糕的评语也出现过。
这是最近的一次，但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违法记录的去留，赵宏谈过的话题还有许多：单身女性冻卵权、劣迹艺人的「封杀」、抢生二胎被罚案……大多是不讨好的话题。
这也是我们10月初找到赵宏，想要与她做访谈的好奇所在——为什么她要不停地谈论它们？
答案可以很公共，她是一名行政法学者，她关注公权力的使用。答案也可以很私人，某种意义上，她就是《天黑以后》里的高桥。认识到那条章鱼与那道墙以后，她必须不停地探究。
十年
理解并共情高桥，并不在最早的计划范围内。赵宏在甘肃的一座小城市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里没有人能做出复杂的升学规划。出于兴趣，她想过学英语，但被师长们认为工具属性太强。最后所有人都推荐她学法律，依据是朴素的常识，「法学毕业，容易拿铁饭碗」。
到了法大上本科后，学科门类众多，当时许多同学喜欢刑法，因为贴近日常，还有一定的刺激性。但赵宏很快发现自己更喜欢行政法——她喜欢推敲逻辑、规则和体系，厘清各行政部门的职能和制度时，也有抽丝剥茧的快感。她的诉讼法成绩总是年级第一。所以她要不断追求优等生的成就，攻下了行政法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她想变得「专业」，但专业之后要做什么，「是没有足够想清楚的」。
那时候还有太多没有想清楚的事。
本科毕业时，她参加过一座副省级城市的法院面试，一开场，考官就让「1米7以下的男生」和「1米6以下的女生」退出去，她是其中一个。用现在的目光看，赤裸不过的歧视，但当时她在不快之余，没有再做什么。这成为了遗憾，「我们学法律的，却没有想过挑战。」
2005年，回到法大任教后，她和同为法学教师的罗翔、陈碧、李红勃成为朋友。这段友谊在后来被多次书写——四个刚工作、没找到人生方向、「也没什么钱」的年轻人，为了纾解苦闷与迷茫，经常组织读书会。
陈碧初识的赵宏，有点瘦小，戴着眼镜，话不多。陈碧那一阵染黄头发，常穿双白靴子，会抽烟。相熟以后，赵宏告诉她，起初看她不像个读书人。她回敬赵宏，你也跟我差不多，好像什么都不懂。
陈碧向《人物》回忆那段读书会的时光，他们四个讲好了不读纯文学，只读社会科学的专著，偶尔也会邀请来外交学院的几位男老师。包括罗翔和李红勃在内，几位男性凑在一起「哒哒哒地辩论」，今天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天谈路德主义。她和赵宏坐在一边，听不懂，插不上话，记笔记也记不明白，「就是两张白纸，也有点胆怯」。
那时她们不理解，为什么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仿，也都在当老师，这几位男性就如此乐于讨论宏大的议题？为什么他们讲起国家与社会，就像讲自己家的事儿一样？「我们是很后面才认识到，男性很早就会确认自己身上的政治性，会看重人的政治权利，然后愿意讨论它们。但作为70年代出生的女性，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不大会让我们长出这种政治性的。」
在这个层面上，她们感谢罗翔，是他执着地将她们「裹挟」进这些讨论。「有些书我俩说看不太懂，他说看不懂才要讨论，都能看懂你还开什么读书会？」他负责选书，部分书很难买到，他就主动复印出几本，分发给每个人看。
频繁的聚会持续到他们三十岁左右。罗翔和李红勃出国访学，陈碧去了企业工作，赵宏有几年忙着生育和育儿，彼此的联络就淡了很多。真正再相聚，是十年后了，李红勃和陈碧都回到法大任教，四人约了顿饭。
饭间，陈碧发现，赵宏变了，「从一个只会听，连发问都困难的人，变成了对自己的专业很自信的、逻辑严密的、很难被驳倒的人」。
在这或许是人生中成长最快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今天的赵宏难以总结，生活就是那么平凡地过去了。但大概也有些变量？微不足道却持续地作用着。
她一直是个极度认真的人。罗翔在书里写，很多年前，他和赵宏同在德国交流，他游山玩水时，赵宏总在学德语、查文献。现在他的德语能力所剩无几，而赵宏听说读写俱佳。「荒废和无所事事，这些词的反面才是赵宏的生活。」陈碧说。
赵宏符合人们对自律学者的所有想象：常年早上6点起床，喝口水，空腹去跑步，旅行时也不间断。不喜欢在家务上浪费时间，早餐只吃面包、牛奶和鸡蛋，午餐和晚餐要么点外卖，要么都在大学食堂解决。有了孩子后也是一样。很少逛街，买衣服尽量买同一个牌子，「减少搭配的困难」。每天要喝3到4杯美式咖啡，专注力高，写了20多年的论文，从不拖稿，一天都不拖。
但自律不是她的荣誉，自律只是方法论。关于这点，她深以为与她最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有所共鸣——村上也跑步，也规律地生活与写作。她和村上一样，「都不是天赋特别高的人」。为了守护自己的灵感与才华，就必须用职业化的态度，完成每天应完成的工作。
努力确有回馈。她写的那些论文，过去陈碧就一知半解，现在更觉得艰深，「连标题都是奇奇怪怪的，很难复述的」。赵宏的电脑里没有存稿，因为她「每投一篇论文都能发表」。兴许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术上的正反馈，让她慢慢变得笃定。
2017年，罗翔开始写作法治评论，接到的案例如果涉及行政法范畴，就向赵宏求助。两人讨论的次数多了，罗翔建议赵宏也加入普法写作。她起先不肯，这是她没涉足过的领域，担心写不好或者写也无用，也担心挤占做学术的时间。罗翔劝她，哪怕每个月写一两篇呢？费不了多少力气，还能挣点稿费。
这个劝说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她终于尝试写了第一篇评论，是关于抢生二胎罚款的：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一对夫妻在2015年12月16日生下第二个孩子，2018年9月，当地卫计局向他们追缴违法生育二胎的「社会抚养费」。她在评论中分析了这种追缴是否合法、合理。
普法写作没有想象中困难。但写完稿，她有种奇异的感觉，行政法其实和刑法一样贴近生活，至少比想象得要近很多，「可法学院里不研究它在生活里的状态」。
一旦产生好奇与认同，职业化的态度又来了。又随着李红勃和陈碧的加入，四人形成了固定的写作小组，赵宏的自律再次发挥作用，并且开始介入整个小组。
与他们合作过的凤凰网「风声」栏目前主编靳丽萍记得，赵宏是写稿最快的一个，「经常不见面，就语音聊一聊选题，说好几点交，她就几点交。」最快的一次是写作郑州中院「黄名单」事件，上午布置的题目，夜里就收到了稿子。
再往后，赵宏逐渐展露出编辑的天赋，她会主动找题、报题，甚至直接找朋友或学生组稿。组完，还会自己先编一版，再交给靳丽萍，「大多不再需要修改」。
好几次，陈碧和赵宏喝着咖啡，聊起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研究刑法的陈碧简单谈了两句，赵宏立刻说，这个点太好了！你把它扩写成一篇文章吧。陈碧提出抗议，随口的论点早就忘记了。但赵宏表示没关系，先写，写出来就好了。「你很难拒绝她。」陈碧说，为此，她「莫名其妙地多写了好多篇稿子」。
李红勃、赵宏、陈碧、罗翔（从左至右）合影。
双鱼座
如果因此落入对法学学者的刻板印象，认为赵宏是个板正、严肃或苦大仇深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一次，四个法学好友去四川做系列演讲，有位记者一路跟随，想写一篇反映法学人精神的报道。最终稿子没有发出，赵宏猜测她有点失望，「在她的想象中，我们可能随时在愤怒，在抨击。但结果除了上台演讲之外，我们一直在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瞎聊天。」
还有一次，四个人上节目，主持人提问，谁最八卦？陈碧、罗翔和李红勃都指向赵宏，她也指着自己。陈碧和李红勃是外校来的老师，罗翔不怎么在校内社交，最活跃的就是赵宏了，她几乎是法大所有家长里短的传声筒。陈碧常常接到赵宏的突击电话，「说懒得打字了，要直接跟我说，问我知道那什么什么一个事儿吗？」
前媒体人陈炯和赵宏、陈碧有一个微信群，起名叫「酒醉的爱情」。三人在里面聊情感、穿搭、星座，还有一切琐碎的日常。赵宏上陈炯的访谈节目，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个「恋爱脑」，直到今天也向往拥有基于智识交流的爱情，向往得到自己喜欢的男性的肯定。
节目上线后，有人向陈炯提出批评，赵宏是这么正经一个法学老师，怎么尽聊恋爱的事？这从任何角度看似乎都不够进步。陈炯转达了这层评价，赵宏反过来安慰她，没事，就让他们说。「她是真实、自洽的一个女性，无所谓自己是不是处处先锋。」陈炯说。她和赵宏都是双鱼座，都细腻、敏感、泪点低，都喜欢明媚颜色的衣服。
对陈碧来说，赵宏有时细腻得有些惊人了。一次陈碧在群里抱怨，今天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自己心情很差。原本说完也就过去了，赵宏又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我现在来看看你，说着就已经打车到了楼下，「一种『前现代式』的关心，她不会等我开口叫她来，也不太担心打搅我，她就是觉得有朋友需要她了。」见面后，泡杯茶，再讲几分钟八卦，陈碧的心情确实就变好了。
陈碧（右）与赵宏。
陈炯觉得，赵宏像村上春树笔下的「春天的熊」，好朋友可以和她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她是一个很善于给予情感抚慰的人。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双鱼座」，赵宏自我评价，情感的价值太重要了。她告诉《人物》，让她真正爱上普法写作的时刻，是她第一次通过写作，感受到与他人的情感连接。
那是关于「天一」耽美文学案，她发表了一篇评论。随即有海量的留言与转发，还有交情本不深的同事突然告诉她，自己看得直落泪。「你先是觉得震惊，原来有这么多人关心这件事。然后你也很感动，第一次有人因为你的文章掉眼泪——你写了那么多学术论文，但压根没人会看哭。」她热爱这种情感共鸣。在过去久久不能想清楚的事，也逐渐变得清晰。
这之后，赵宏会有意识地选择那些能够触动自己的案子来写。像是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当事人为「落榜」遗憾了二十多年，还在尝试用各种方式进入那所学校；同样是从小城市拼杀考学出来的，这种执念让赵宏的心里「有一些回荡」。一位老师在三人群里聊别人的八卦，内容扩散出群后，她以诽谤为由被拘留；赵宏的友人群里天天聊八卦，「会不会有一天也传出造谣诽谤？」身边好几位女性朋友说想单身冻卵，一查，法律是禁止的，都大为震惊，「大家觉得不公平，我说法律上不公平的事还有很多。」于是都写了评论的文章。
大连工业大学的一名女生因「与外国人不当交往」被学校开除，赵宏非常愤怒，写了文章谈「校纪校规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发布后，还与几个同行吵了一架，「回击那些揪着说这女孩道德有瑕疵的说法」。
抓住这些充满同理心的瞬间，是写出一篇明达且动人的稿子的关键。靳丽萍说，赵宏的写作有一个明显变化的过程。刚开始，没脱离学术惯性，「写出来的东西基本只能让法学圈同仁欣赏」。但渐渐地，她知道在援引法条之外，写出人在其中的位置。靳丽萍比较写作小组的四位作者：罗翔幽默，陈碧犀利，李红勃温厚，而赵宏有种悲天悯人的气息。
「法律和情感不是背离的关系，尤其在普法写作时，情感的力量可能比理性的判断更珍贵。」赵宏讲起她为某作家丧子事件写评论时的经历——因为父亲的讳疾忌医，患有心脏病的儿子在13岁时去世。从一名母亲的视角来看，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赵宏花了很多篇幅，解析父亲在此中是否有刑事责任，是否构成虐待或遗弃，又延伸到在部分未成年事项上，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和强制。
她卡在了文章的收尾，是还在上小学的儿子给了她灵感。散步时，她问他，这个爸爸应不应该被抓起来？儿子回答，不应该，一定是你在法律上理解错了。她把儿子的话放在了结尾：「这个爸爸失去了孩子，心里已经很难受了，而且他不给孩子手术也一定不是想让孩子死去，可能就是怕孩子疼痛，为什么还要惩罚他呢？」又补充道，有时孩子对父母的爱与信赖是远超父母对孩子的，她希望法律对父母的约束，可以对得起这份爱。
挨骂这件事
做一个表达者，不挨骂比挨骂更奇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赵宏也明白。她经常的做法是不看。不看，就不知道、不难过。编辑部也会保护他们，刚发稿的时候不精选评论，过一阵再选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一家社媒曾邀请她去开账号，预备每天发热点给她评论或互动。她深思后拒绝了，她有些惧怕社媒上的碎片化评论，「很多是情绪，不是观点，我不希望冲到第一线去和太多情绪接触。」
在这点上，朋友们都认为罗翔吃了大亏，他曾经勇闯社媒，然后被惨烈地网暴过好几轮。当然，这也能带来戏谑的作用。有时，陈碧和赵宏互相提醒，最近几天别上网乱看，你正被骂呢。说着说着，又轻松道，没事，再被骂也没有罗老师被骂得多，「有座高山在前面挡着」。几位朋友能给予罗翔的安慰，多不过是让他「别去看」。
其实赵宏并不想拒收所有的回声，那些理性的评论，她后来会着意去看，「就像收集问卷调查，收集到了大家的意见，就知道下一个选题要说什么」。写更多的稿子，接受更多的采访，去澄清，去再度阐述。
争议最多、意见最割裂的永远是性别议题和违法犯罪者前科问题。比方说，她每次倡议不绝对限制违法或犯罪人员的子女考公，评论区就会反驳，这些人的子女要被连坐，是因为他们已经从父母的违法犯罪行为中获利了。「这是把所有违法犯罪等同于贪污受贿，」赵宏说，「但还有很多案例是酒驾，或者父亲家暴母亲，孩子从中不但没有获利，还是个受害者。而在连坐之下，他会进一步受害。」
在最近一次《界面新闻》的专访中，她解释了公众对「封存违法记录」可能有的误解与担心：封存不等于销毁，违法记录仍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内部，只是严格限制对外公开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询。法律明确规定「某类违法人员不得从事某职业」——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曾有对未成年人猥亵、虐待、拐卖等违法犯罪记录的，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用人单位可以要求查询求职者的违法记录，当事人也需配合提供相关证明。
「封存制度设计的初衷之一，就是避免将轻微违法者推向社会对立面 —— 如果一个人仅因一次小错就被终身剥夺就业机会，失去生存出路，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安全的隐患。」赵宏说。
社会科学上的事，标准答案大概是没有的。即使是在四人写作小组里，因意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辩也有很多。
但这些争辩并不伤感情。他们有共识，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许多事的感知当然也各不相同。
有一阵，他们的稿子经常被删掉，满目疮痍，每个人都很丧气。社群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大家不至于在同一时刻，有同一程度的消沉。」今天她最沮丧，但他还在写，明天又换她顶着在写，总之是轮着低落，轮着写作，「如果是一个人在写的话，觉得不行，可能就真的放下了。」所以，人和人会产生分歧，但人总归要与人连接，人要和人在一起。小群体、大群体，都是这样。
作为旁观者，陈炯问过赵宏会不会害怕，毕竟她写作科普的行政法，既挑战权威，也挑战一部分公众常识，很容易落入两不讨好的境地。赵宏回答：「没有到害怕的程度，可能是双鱼座天生就比较乐观，总觉得很差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自己，她有点完美主义，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心态，「要从小城市往外走，做事情要非常用力，想考100分，就要准备到120分、150分的水平。」一朝做了好学生，也会上瘾，希望自己永远是旁人眼里的好学生，永远能达到一种符合主流标准的好。
读博时，她去德国交流了一年，这一年的思考体会，在她后来的人生中时有浮现。她第一次长时间地、完全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和任何人分享宿舍房间，没有任何老师或家长来管理、督促学习。那是2003年，网络还不够发达，搜不到什么中文资讯，下载一部电影要两天，买了台电视机，但刚去时德语不好，「不知道里面叽里咕噜在说什么。」只能看小说。她把带去的《海边的卡夫卡》翻烂了，反复看那个关于自我认同、寻找自由的故事。
有一天，同宿舍的一个德国年轻人突然通知她，这学期的课他不上了，他要去Gap Year（间隔年）——她第一次发现，社会时钟原来是可以被打断的。于是一切过往的、默认的主流标准都消失了。或者说，它们可以消失。
二十多年过去了，知易行难。
所有青年学者都要面临的处境，比如评职称、争title，赵宏基本不主动揽作目标。同行里是有两派人的，一派被「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机制」锁死，会奉劝她多把心思放在学术事业上。还有一派是陈碧、劳东燕那样的心态轻盈的人，「你喊她们出去一起呼吁某些事情，她们从来不会过多纠结。因为她们没有那么多欲望和枷锁。」
陈碧见到的，赵宏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也是来自一位「曾以为」的学术同道，「批评她不务正业，想当网红，说她写这些大众科普有什么意思？只会降低她的思想深刻性。她认真在做的事情，被曾经互相欣赏的人讽刺，她就会很受伤。」
伤心完了，还是要学会接受。接受人各有志，接受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完全摆脱和忽视外部评价。接受表达注定有表达的代价，也接受自己可能有的纰漏，「以前总担心自己发表的言论、写出来的东西不够权威，万一我只观察到了一面，没有观察到另一面呢？」现在觉得没关系了，赵宏说，想说的话还是要说——如果人一定要保持全对才能说话，那么恐怕没有人再会说话，因为没有人能永远全对。
图源电影《初步举证》
羞耻
要保持谈论，保持表达，还必须具备一种信念，「绝对不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赵宏写过的稿子，「可能连着10篇都没水花，也可能其中某一篇，产生一点涟漪」。那一篇是珍贵，但前面的10篇也不可或缺。
其实她能记起的涟漪很少，最成型的就是这一次了。今年6月26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布前一日，赵宏收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言。她记得，发言人特别提到，全国治安案件数量年均在800万左右，「我当时就愣了一下，觉得明天的结果可能值得期待。」
当天晚上，《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请赵宏再作一篇评论，「如果明天公布没改，这就是个呼吁稿，如果确实改了，这就是个庆祝稿。」第二天一早，她交了稿子，很快就得到消息，法案改了，违法记录封存的提议通过了。虽然新规如何落地，有哪些细则需要执行，都还未可知，但已是让人难忘的相庆时刻。
9月底，一位纪录片导演找到赵宏，希望她推荐几位有违法前科者，他想为他们拍摄一部带着前科生活的纪录片——再过几个月，这种状态将成为历史。赵宏将往来的邮件拷给了他，他试着联络，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线下见面。
这些人不敢走到光下来，「他们给你发邮件，不会说自己叫什么，是哪里人，他们只能躲在那串字母和数字后面。」
这种躲藏背后，不乏让赵宏感到厌恶的人，「有个男老师写，自己不小心摸到女生的胸部和臀部，留下了违法记录——这真的会是不小心吗？」
但更多的来信，只有无奈。一个父亲曾因打麻将玩钱被行政拘留，女儿考上教师编制，政审没通过，被取消录用；女儿离家出走，父亲急白了头发。一个山区贫困生因偷取同学的生活费被行政拘留，毕业后花四年时间考上事业单位，也因为政审不过没被录用。一个00后看世界杯时，在一个赌球网站充值了500元，几个月后以参与赌博为由被传唤拘留，出来后，得了抑郁症。
赵宏收到的有行政违法前科者的来信。
有人写信来，不讲述也不提问，似乎只想寻找一个精神出口，「我知道，我不该打扰你，我纠结了好久，还是决定再写封信给你，这样我心里可能会好过一点点。」有人赌咒发誓，「如果可以争取到一个机会，我愿毕生积极贡献社会回报社会，不遗余力。同样也愿作出保证，不会再犯。」
还有很多人做道德上的自我表白，「不断地强调，自己献过血，捐过钱，走在马路上扶过老人，或者当过兵，见义勇为过。反正就是强调自己其实是个好人。」有前科者们之间甚至有鄙视链，「打架的看不起嫖娼的，写信来说，我的记录应该被封存，但（嫖娼）那种人的记录不能被封存。其实他们在法律上的评价是一样的，都是违法，但是其中一部分人仍然希望得到一些道德优越感。」赵宏理解这种做法，「他们大概率在生活里已经遭受过太多白眼，在自我认同上有了危机感。」
很难给他们满意的回信。赵宏在一篇自述里写，她时常觉得自己是「听人告解的牧师」，她的来信者们被粗暴地贴上「罪人」标签，「却不管违法行为的轻重和违法的真正缘由」。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行为不止有法律性惩戒，也同时遭受着社会性惩戒。而后者极有可能是伴随终身的。
她难免想到自己曾在东京看过的一个艺术展，是关于年度愿望的。许多日本人用汉字写下，「羞耻」，连起前后文，大概就是「放下我的羞耻心」之类的愿望，密密麻麻有一大片。这像是全人类的命题，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困于羞耻？知耻不是坏事，至少能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太知耻，也让人疲惫。羞耻心是能让人「社会性死亡」的——这其中又有制度的力量，「制度排斥谁，公众就排斥谁，谁就感到羞耻。反过来，被公众排斥的也会被制度排斥。社会的容错率会越来越低。」
同时会想起的，还有一件在德国的往事。有一回，赵宏坐火车去巴黎玩，友人提醒她巴黎小偷多，保险起见，最好带护照复印件而不是原件。她照做了，即将返回时，以为复印件没了用处，就撕了。结果在回德国的火车上，她遇到抽检，因为无法出示护照也背不出护照号码，被带下车去了警局，和一个吉普赛女郎关在一起。她「吓坏了」。
好在，警察向她要了她的德国教授的联系方式，花了半小时左右，确认了她的身份，就告诉她可以走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警察主动将她送去火车站，又替她和站方沟通，让她免费坐上了下一班车。
这是件小事，甚至没到违法的程度，但这也是法治的一部分。「不带护照是我的错，但没有人指责我马虎，也没有人强调这是我不负责任造成的错误。」赵宏说，「后来我经常在课堂上讲，法治的核心细节里一定要有尊重。不仅要有对没做错事的人的尊重，也要有对有过错的人的尊重。」
她和学生们说，人这物种太复杂，每个人都有「坏」的一面，只有暴露与否的区别。再拿她自己举例，她平时看上去斯斯文文，但有一次在美术馆门口大骂儿子，正好被一个学生认出，「突然冲出来叫我，赵老师好。」她吓了一跳，马上也觉得羞耻，好像把自己暴躁、恶劣的那面裸露出去了。没有人经得住细看。
再往深了说，违法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瞬间的失控，因为人性经不住试炼，「一个巨大的、正中你下怀的诱惑摆在面前，你能保证一定可以拒绝吗？」所以，面对那些有违法前科者，请不要高高挂起，也请谨慎地进行道德批判。
赵宏的来信者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七八年前在外吃饭时，和别人发生推搡，留下了互殴的违法记录。此后，他的学业、择业都受了很深的影响，也常常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写信来，说自己这几年每次感到生活无望时，会听一位歌手的歌，好像有点鼓励作用。赵宏正好认识这位歌手，请他签了张名，写道：「明天会好吗？等通知。」寄给了那个男生。
边界
去年秋天，赵宏离开法大，到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工作。换学校，是个边界重建的过程。法大太小了，老师们几乎都没有办公室，要见学生都是约到校外的咖啡馆去，除了上课，她很少在学校干活。北大则宽敞太多，还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她可以舒舒服服地写稿子。也可以摸鱼。陈碧写过一本未出版的爱情小说，赵宏是她最忠诚的读者，她就在这个新办公室里读完了结局，还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但她不会放下法大，那里有她关于法律「最初也是最永恒的记忆」：每届新生入校，都要在大礼堂集体宣誓，「执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
她也不会忘记，她上学时，校园里常有群众出入，都是来找学生或老师咨询法律意见的。很多人穷困得住不起酒店，一些好心的男同学就会把宿舍铺位借给他们。现在这样的场面不多了，因为外来者不能随便入校。但同事们的信箱里还是塞满了求助者的信件，「现在和以前一样，遇到法律上的困难，普通人没有多少解决的渠道。」
开头的章鱼一直在，任何人在它面前都可能无措。被执法者是，执法者也是。
有一次，赵宏去外地开讲座，来了好多警察旁听。结束后，有位警察拦住她说，自己没有受过太多法学教育，工作时有许多困惑。比方说，基层民警就这么些人，每天要处理太多鸡飞狗跳的事，夫妻吵架、孩子不写作业、电灯泡坏了都有人报警。忙都忙不过来，还要随时确保执法程序正确，要不就会被你们所谓专家批评。又比方说，万一有老百姓反映，有人穿着奇怪、满大街招摇，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警察应该怎么办？不出警，报警人不高兴，一出警，又要被指是越界。「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得有人告诉我。」他说。
她后来把她这些年写作的、重要的普法稿件整理成了书籍《权力的边界》，包括警察和城管在内，很多基层执法者买了去看。
至于未来的普法，赵宏想，她就保持现在的状态——不要离公众太远，还是要写稿子，接受一些采访，把说过的话再不厌其烦地多说几遍。也不要离公众太近，她注定不会也不能成为罗翔那程度的公众人物。她说罗翔有一种演说家气质，他是为舞台而生的，而她不行。她和罗翔都参加过脱口秀表演，同样的话，罗翔说出来，大家哈哈大笑，她说就是冷场。她的舞台或许只能是讲台。
赵宏是北大公法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女老师，这是一个很难忽略的进步。陈碧说，学术会议大部分在周末召开，散会后，还有一堆聚餐类的社交活动，男学者们如鱼得水，女学者则都比较焦灼，「很多不得不赶回家带孩子」。但不参与这些活动，多少会削弱自己在圈内的优势。赵宏也面临过这些两难的选择，没有可以总结成文的应对技巧，但总之她扛下来了，并且脱颖而出。
即便如此，随着她普法稿子越写越多，她还是会收到这样的疑问：「说赵老师你这么能写，平时还需要看孩子吗？」
另一个现实是，法学生的体验也在变化。
赵宏读研时，教授行政法的是张树义老师，「控权论的著名旗手」。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们，听老师说着「行政法是用来保护少数和弱势群体、用来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豪言，很难不觉得内心激荡。
在今天呢，一次课间休息，她在卫生间听到两名女生议论，「谈论宪法里的人的尊严，这对以后的就业有什么用？」她理解这种变化，是世界变得不确定了，太理想主义的说法就会被嫌弃。
但她也发现，年轻一代的边界变得特别明确。
像她考研时，笔试成绩排第一，面试时，却被一个老师毫不避讳地评价，拿这么高的分数，是因为女生会背书吧？这不代表她的学术能力一定好。「我当时心里非常不爽，但不敢说出来。」而今天的校园哪敢有这样的偏见之语？「学生们一定会怼回去。」老师说话不注意，被学生投诉的案例她也听说过一些。
她的儿子，一位小学生，想打游戏而被她拒绝，居然愤然当着她的面问AI：打游戏是我的权利吗？在学校里，儿子和同学们的权利意识也都很强，经常批评老师，但如果老师批评他们，他们觉得不对，就把电话手表打开，录老师。「我说你们也太过分了，再主张权利，也要尊重老师啊。」
她想起儿子更小的时候，她去给他们上课，问，法治是什么意思？「法治不只是抓小偷、抓坏人，法治也要保护弱者。小朋友们是弱者，所以法治要保护你们，不被大人打骂，不被坏人欺负。」孩子们一定把这话记心里了，所以长辈们但凡态度有些异样，他们就很不高兴，要给自己维权。
可见，边界是可以流动的，随着人的能动性流动。年轻人们的边界变化，或许就是上一代的不断表达，所带给下一代的、隐形的涟漪。
现在，赵宏和陈碧、罗翔、李红勃的普法专栏叫「法治理想国」。公众号「书房计划2024」问过她，她理想中的法律是什么样子？
法律不可能到理想的状态，赵宏说，法律永远有界线，很多事情也不能用法律解决。她追求的法治理想，「是希望法律能够给国家提供一个最兜底的保护，一个确定感，一个稳定的秩序，能够让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的行为边界到底在哪里。」
也许墙壁始终有暧昧成分，章鱼必须巨大且盘桓。抵达理想之前，她会继续表达。
来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