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截止2025年岁末，全球地缘秩序的深度震荡已成为常态。非洲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非洲整体崛起”的宏大叙事日益失效，部分国家的快速增长并非源于整体治理能力提升，而是由若干具备制度、能源、安全与物流“局部封装”能力的核心区域驱动。从摩洛哥的丹吉尔地中海港，到尼日利亚的莱基自贸区，从卢旺达基加利经济特区到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众多经济“飞地”凭借独立监管权、稳定能源供应与国际接轨的物流体系，在非洲大陆局部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
在红海危机、萨赫勒动荡和大湖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些节点仍保持运转，吸引制造业、能源与数字经济集聚。冲突并未全面外溢至港口、产业区与交通走廊，反而推动资源、贸易与金融向少数稳定区域集中。
与此同时，作为非洲长期以来最大投资和贸易伙伴的欧洲却深陷多重危机，在能源、安全和市场上更加依赖非洲支持，旧有欧非关系开始发生战略倒置，但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俄罗斯、海湾国家、印度与美国以各自方式深度介入，扶持各类代理人展开激烈博弈。非洲再次进入高度交易化、碎片化的竞争时代，一批非洲新精英已在夹缝中壮大：他们迥异于过去的“依附型”、“寻租型”权贵，往往发家于水泥、地产、基建、零售、电信、互联网等行业，正通过信息、资本乃至家族纽带，实现“连点成线”布局。
对中国出海非洲企业而言，非洲大陆依然充满商机，但继续以国家或“非洲整体”作为决策单位，将更难分辨机遇与风险。唯有从经济地理出发，识别具体产业所依赖的能源条件、物流通道与制度边界，锁定少数具备长期稳定性的核心区域及背后的本土精英，才有望在动荡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布局与行稳致远。
一、贫困之中局部繁荣：为什么这些非洲地区实现了“产业造福”？
对于不甚了解非洲的人而言，试图通过那张划分出54个国家的行政地图来理解其经济发展，大概率会陷入困惑。19世纪以来，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划定的边界，从未映射出这片大陆真实的商业脉动。
如今，以“非洲崛起”为核心叙事、并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寄望实现整体发展已不复存在；广袤的非洲大陆继续饱受战乱、饥荒与贫困的困扰。与此同时，从摩洛哥的丹吉尔地中海港，到尼日利亚的莱基自贸区，从肯尼亚内罗毕的“硅草原”，再到南非的德班港，众多经济“飞地”凭借独立监管权、稳定能源供应与国际接轨的物流体系，成为国内外资本的避风港。
在这些全球化飞地，少见所谓“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只有一个个具体经济节点的生存与繁荣，依然推动非洲12个国家跻身2025年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前20名。这些稳定核心区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依赖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而是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对资本、基础设施、安全与行政权力实施“局部封装”。在区域内部，法律规则高度明确，行政流程被极致简化，安全更被视为一种可系统化管理、甚至能外包采购的生产要素。
摩洛哥北部的丹吉尔地中海工业港区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截至2025年，该港已从传统航运枢纽，升级为覆盖物流、制造、服务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2024年，其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2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近19%，稳居非洲及地中海地区首位。
它的成功不仅依托区位优势，更关键在于专业化的治理结构。港区管理机构兼具公共权力与企业效率，战略决策与日常运营分工清晰，确保政策连续性与执行效率不受外部政治波动干扰。通过全数字化行政系统，投资者几乎能以“无接触”模式完成企业设立与扩张，传统官僚壁垒与腐败空间被压缩至最低。
在安全保障层面，这类区域不再依赖大规模军事部署，而是通过标准化流程、能源管理与风险控制体系，构建可预期的运行环境。即便在2024-2025年红海航运危机期间，丹吉尔港区仍凭借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位置，吸纳大量改道船只，实现货物吞吐量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大的抗全球风险能力。这种稳定性直接支撑了高端制造业发展，当地汽车产业集群已集聚150余家企业，提供约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还能落地对物流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准时化生产体系。
与摩洛哥的国家主导模式不同，尼日利亚拉各斯近郊的莱基自贸区，走出了一条“私有化主权”的路径。在全国电网频繁瘫痪、治安问题突出的背景下，该自贸区自建燃气电站、水处理系统、道路及废弃物管理体系，打造出一个几乎完全脱离城市公共服务的封闭空间。
能源自给是其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让区内60余家企业彻底摆脱全国性“能源贫困”的制约。安全防护则采用高度“要塞化”模式，由私人安保力量与常驻警力协同守卫封闭边界。2025年前三季度，依托深水港的贸易额突破13万亿奈拉，迅速超越尼日利亚其他老旧港口。当然，这种排他性稳定也引发社会张力：自贸区与国内市场之间的制度套利，以及周边社区拆迁后潜藏的不满情绪，只能依靠持续高压管控维持表面平衡。
东非的卢旺达，则提供了以技术官僚治理和法律确定性为核心的稳定样本。基加利经济特区本身就是一个法律边界清晰的专属空间，投资促进法明确保障产权与投资者平等待遇，由高度集权的国家发展机构统筹执行。正是这种可预期性，让卢旺达在2023年吸引外资超7亿美元，并在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特区的高入驻率倒逼政府加速推进二期建设。与此同时，卢旺达不满足于低端制造业，正通过“基加利创新城”等项目，将科技与知识产业融入工业集群，打造“知识型堡垒”。这一策略高度依赖首都长期稳定的安全秩序，与邻国刚果（金）的持续战乱形成鲜明对比。
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代表了另一种探索方向：以数字化和智慧城市理念“设计”稳定。截至2025年，该区域已部署500余个摄像头与传感器，通过智能运营中心实现城市运行实时监控，安全防护更多体现为数据与系统层面的可控性。国家级数据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数据主权与业务连续性保障。但宏观财政压力正考验项目的可持续性——政府预算缩减迫使其加大对私人资本与外部融资的依赖，这座从国家战略项目转型为自我造血商业城市的探索，未来仍存变数。
南部非洲的南非东开普省科加经济特区，则展示了以产业多元化维系稳定的可能性。尽管南非全国经济增长乏力、电力短缺问题严峻，该特区却通过引入调峰电站、绿色氢能等项目，在能源转型中抢占先机，持续维系汽车制造集群的正常运转。其管理机构连续多年保持审计清廉，成为地方治理的少数亮点。但议会监督也指出，投资承诺转化为实际就业的效率偏低，这表明制度层面的稳定，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层面的繁荣。
在这幅全新的经济版图中，一批迥异于传统“寻租型”富豪的“系统构建者”应运而生。“非洲首富”丹格特虽来自石油出口大国尼日利亚，但其商业帝国却起步于水泥和地产。津巴布韦电信大亨Strive Masiyiwa旗下的Cassava Technologies，正斥资7.2亿美元，在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部署数据中心，致力于为非洲打造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非洲支付巨头Flutterwave创始人Olugbenga "GB" Agboola，则搭建起覆盖30多个国家、打通各国央行监管体系的支付网络，让资金在非洲大陆的流动像发送短信一样便捷。身价22亿美元的坦桑尼亚实业家Mo Dewji，不仅敢于用本土品牌挑战可口可乐的市场地位，还在探索借助加密货币突破传统金融壁垒。
这些经济“孤岛”之上，正孕育着一批独具特色的非洲本土政商精英，他们正通过信息、资本乃至家族纽带，实现“连点成线”。他们深知，真正的权力不再仅仅源于掌控矿山和军队，更在于搭建连接分散经济“孤岛”的“连接器”：从光缆网络到支付网关，从物流干线到关键航道。
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稳步推进，以及洛比托走廊、阿比让—拉各斯高速公路等硬联通项目的落地，这些孤立的繁荣“孤岛”未来有望连成一片。但在此之前，非洲的经济现实依旧是：在这片碎片化的版图上，唯有找对“岛屿”的人，才能在混沌中找准发展切口，触摸到未来的财富机遇。
▲ 2025年12月初，摩洛哥成功举办第14届“大西洋对话”（Atlantic Dialogues）会议。近年来，该国凭借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持续推进的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提出的多项倡议，已成为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伙伴。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非洲大西洋倡议”，旨在帮助内陆的萨赫勒国家接入大西洋，打破地理孤立，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发展；同时，尼日利亚经摩洛哥向欧洲输送天然气、途经13个非洲国家的能源项目，也被视为提升区域能源安全与合作水平的关键案例。
会议由摩洛哥智库“新南方政策中心”（PCNS）主办，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500多名与会者，重点讨论多边主义挑战、气候变化和非洲经济崛起等全球议题。摩洛哥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位置，正在发挥连接南北、沟通非洲与大西洋世界的“桥梁”作用；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也延伸至私营部门、体育与安全合作等领域。整体而言，该国正通过“扩展的大西洋”这一平台，将大西洋塑造为合作与共同繁荣的空间，而非冲突与竞争的舞台。图源：Policy Center for New South
二、动乱之弧撕裂大陆：国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与少数高度稳定、运行封闭的经济核心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疫情后的非洲大陆正被一条不断扩大的“动乱之弧”所撕裂。这一时期的根本特征，并非局部冲突的偶发升级，而是区域安全体系的系统性崩塌、军事政权的固化，以及多条地缘经济通道被战争和暴力持续侵蚀。从西非萨赫勒，到中非大湖区，再到东北非的苏丹，秩序的瓦解将深刻改变非洲的投资逻辑、贸易结构与区域一体化前景。
在西非，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萨赫勒国家联盟（AES）的正式成型，以及其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彻底决裂。2025年1月29日，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拒绝了ECOWAS最后提出的六个月缓冲期，正式退出这一运行数十年的区域组织。在外交层面“退群”的后果，还意味着制度、货币和安全体系的全面脱钩。三国迅速推动联盟向“邦联化”发展，推出统一的生物识别护照，并明确表达了放弃非洲法郎、建立新共同货币的政治意图。
军政府将这一系列动作包装为“主权回归”和反新殖民的胜利，但现实却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主权陷阱”。这三个内陆国家在历史上高度依赖阿比让、科托努、多哥洛美和加纳特马等沿海港口，一旦与ECOWAS体系切断，贸易成本和物流延误几乎不可避免。无论是转向俄罗斯等非西方伙伴，还是试图重塑替代性通道，都无法改变其被地理条件牢牢限制的事实。
更为严重的是，区域安全合作的破裂，迅速制造了情报与协调真空，为极端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和“伊斯兰国萨赫勒省”不再局限于内陆扩张，而是将战略重心推向相对稳定的沿海国家。2025年，贝宁和多哥北部事实上已成为新的战区，针对军营和哨所的简易爆炸装置和伏击行动明显升级。多哥政府虽然在北部维持紧急状态，但袭击频率显示，极端组织已在边境森林地带建立相对稳固的后方据点。科特迪瓦同样不再是“安全孤岛”，2025年8月泰希尼地区针对平民的袭击，标志着极端组织开始通过恐怖手段惩罚被视为“亲政府”的社区。与此同时，超过6万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难民涌入北部地区，加剧了资源紧张和社会裂痕，也为极端主义的招募提供了温床。
在中非大湖区，刚果（金）东部的局势则在2024年末至2025年初全面升级为区域性战争。M23反政府武装在获得重型火炮和先进装备支持的情况下，于2025年1月攻占北基伍省首府戈马，这是自2012年以来该城市首次再次陷落。戈马的失守不仅是军事上的象征性失败，更直接切断了内陆矿区与东非沿海之间的关键贸易通道，锡、钨和钽等战略矿产的出口几乎停滞。
冲突迅速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向当地派遣由南非、坦桑尼亚和马拉维组成的部队，与M23发生直接交火。反叛武装使用防空导弹和无人机干扰设备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其背后存在国家级支持的判断，也使这一冲突彻底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叛乱。
东北非的苏丹，则呈现出另一种更为彻底的崩溃形态。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内战，到2025年底已导致超过117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战争移民危机。首都喀土穆北部的工业区被系统性洗劫和焚毁，杰济拉州这一农业核心地带陷入瘫痪，饥荒风险急剧上升。与乌克兰在战争条件下仍勉力维持工业生产不同，苏丹的工业能力几乎被完全抹除，对区域粮食和供应链安全造成长期冲击。
将这些不稳定区域与相对成功的产业飞地进行对比，可以清晰看到分化背后的运行机制。稳定地区往往依赖技术官僚治理或“飞地式治理”，由政府或资本为核心，提供高度集中、可预期的安全与规则。相比之下，萨赫勒地区的军事政权则体现了典型的“军阀治理”失败，军政府以中止民主换取安全的承诺其实难以兑现。例如，2024-2025年尼日尔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反而激增，领土控制持续收缩，“主权叙事”无法替代真实的国家能力。
基础设施同样成为稳定与不稳定的分水岭。稳定区域普遍追求能源和物流的自给自足，而萨赫勒国家却暴露在“能源武器化”的风险之下。尼日利亚在2023-2024年对尼日尔实施的断电，曾直接瘫痪其工业活动，也促使军政府将希望寄托于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核能合作。物流层面，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的洛比托走廊，被视为绕开东部冲突区、重塑区域贸易的“稳定走廊”，而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通道则因持续动荡而长期停滞。
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外溢效应，正在重塑非洲的地缘经济格局。资本和贸易加速向少数安全节点集中，而广大腹地则在冲突、贫困与被排除中循环下沉。稳定飞地与不稳定区域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不仅削弱了国家治理乃至非洲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也为未来更深层次的社会与地缘风险埋下伏笔。
▲自2023年爆发以来，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的权力斗争已持续两年半以上，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成为当今全球最致命的冲突之一。截至2025年12月，RSF在战场上取得阶段性进展，夺取中部关键油田，并在西部多地迫使政府军后撤；而SAF仍控制首都喀土穆、红海港口苏丹港等战略要地，总体掌控约60%的国土。冲突双方各自获得外部支持，武器来源涉及俄罗斯、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区域与大国博弈明显加剧了战争复杂性。
战争对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双方均被指控犯下战争罪，包括针对平民、医疗设施和粮食系统的袭击，且部分暴力呈现明显的族群清洗特征，例如2023年RSF及其盟友在西达尔富尔对马萨利特族的系统性屠杀。到2025年9月，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超过950万人，另有400多万人逃往埃及、南苏丹和乍得。来源：The Conversation
三、欧非关系战略倒置：生存危机下欧洲将更依赖非洲
截至2025年底，连接欧洲与非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架构发生历史性剧变。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建立在援助和单向安全输出基础上的欧非关系框架已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颠覆性的战略倒置。
这源自欧洲面临的三大生存危机驱动：与俄罗斯能源的永久性脱钩、为落实绿色协议和发展数字经济而展开的关键原材料争夺战、以及南部侧翼安全秩序的全面崩塌。在这三大领域，非洲国家已成为决定欧洲发展韧性的关键保障者。然而，非洲这一不可或缺的角色，恰恰出现在欧洲对非影响力急剧衰退的节点——法国军事力量撤离、欧洲金融资本回撤、秉持主权至上理念的新一代非洲精英崛起，正全面重塑欧非博弈的规则。
在能源领域，欧洲的命脉已与非洲大陆深度捆绑。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NMGP）成为这场地缘博弈的核心筹码。这条曾因耗资巨大、技术复杂被斥为“外交幻想”的“大西洋动脉”，在地缘政治的迫切需求下加速落地。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与摩洛哥国家碳氢化合物和矿业局联合组建项目公司，统筹这笔高达25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土地征用与安置工作完成，最终投资决策预计于年底敲定，项目进程已不可逆转。
该管道的战略精妙之处在于其路线设计：避开动荡的萨赫勒内陆，沿西非海岸线铺设，串联13个国家后接入马格里布-欧洲管道，直抵伊比利亚半岛。在萨赫勒国家联盟与西方决裂、倒向俄罗斯的背景下，这条绕开敌对区域的管线，成为欧洲能源安全的生命线。更关键的是，项目不仅承担能源输送功能，还通过支线向内陆国家供气，成为西方维持与萨赫勒军政府接触、防止其彻底倒向俄罗斯的最后外交抓手。
如果说天然气是欧洲应对能源危机的战术选择，绿色氢能则是其工业存续的战略终极方案。2025年，欧洲决策层已形成共识：仅靠本土产能，根本无法满足重工业脱碳需求，将能源生产“离岸化”转移至非洲已成必然。纳米比亚的Hyphen氢能项目，正是这一新范式的标杆。这个坐落于措霍克布国家公园、投资额达100亿美元的项目，依托该国世界级的风光能资源，规划年产30万吨绿色氢（以氨的形态储运）。
德国政府在这场“氢能外交”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合作模式已摆脱旧式掠夺逻辑。纳米比亚政府通过主权基金持有项目24%股权，这种“主权股权”模式，成为非洲国家与欧洲合作的新前提。同期，埃及在2025年中期凭借“埃及绿色氢能”项目，斩获向欧洲出口绿色氨的里程碑式合同，价值达3.97亿欧元。这笔交易依托德国资助的H2Global机制推进，本质是德国向埃及工业转移财富以锁定能源供应，其背后是Fertiglobe、挪威Scatec、埃及Orascom及埃及主权基金组成的复杂利益联盟。
在关键矿产领域，这场争夺战已从商业竞争升级为赤裸裸的地缘政治角力。2025年，洛比托走廊，这条连接安哥拉大西洋港口与刚果（金）、赞比亚铜钴矿带的铁路，成为西方打破中国矿产供应链优势的标志性工程。美国通过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诺提供5.53亿美元贷款，叠加欧盟与非洲开发银行的资金注入，构成西方数十年来在非洲最大的单笔基础设施投资。其战略意图直白明确：将矿产运输时间从数周压缩至数天，开辟一条绕开中国控制的出口通道。
在这场资源战的最前线，赞比亚Mingomba铜矿项目被西方大肆宣传。由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支持的KoBold Metals公司，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能采矿”，2025年已推进至竖井挖掘阶段。这座高品位铜矿预计在2030年代全球铜短缺期投产，成为赞比亚与西方合作的旗舰项目。非洲国家也借此施展“双向对冲”策略：既接纳西方资金打通大西洋路线，又深化与中国合作稳固印度洋通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实体资源领域的深度捆绑，却伴随着金融层面的戏剧性撤退。2025年，欧洲银行业巨头开启对非“大撤退”。曾是法非经济合作基石的法国兴业银行，年内加速抛售资产，相继退出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多个市场。此番撤退虽受巴塞尔III资本要求和反洗钱合规成本高企驱动，但更标志着欧洲失去了感知非洲经济脉搏的能力，其对非“金融情报”的窗口正加速关闭。
填补这一真空的并非其他西方银行，而是强势崛起的泛非金融集团。布基纳法索的Vista集团、Coris银行，摩洛哥的Saham集团，纷纷吞并欧洲遗留资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摩洛哥阿提扎利瓦法银行，该行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飙升20%，其“南南合作”战略使其成为连接西非与全球市场的核心金融枢纽，实际取代了昔日巴黎信贷委员会的角色。这种金融主权的“非洲化”趋势，意味着欧洲制裁的效力将大幅削弱，非洲国家在资本运作领域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
与此同时，随着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组成的萨赫勒国家联盟正式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并倒向俄罗斯，该地区沦为欧洲的地缘政治黑洞。这一局势迫使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等沿海国家，成为欧洲遏制移民潮的最后防线。欧盟不得不向毛里塔尼亚支付超2.1亿欧元，换取其充当“边境宪兵”。而塞内加尔新任总统法耶领导的政府，则展现出更强硬的主权立场：该国虽接受欧盟移民治理资金，却拒绝沦为单纯的“缓冲区”，明确将移民合作与合法流动渠道挂钩。
尽管依然内部问题不断，但是非洲新一代精英开始在心理与政治层面彻底摆脱欧洲监护。这种转变绝非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体现为深层的结构性变革。关于非洲法郎的争议达到白热化，尽管单一货币的全面推行仍受限于宏观经济指标，但脱离欧元挂钩的政治意愿已不可逆转。
塞内加尔成为这场“主权主义”运动的试验场，法耶总统宣布年底前全面撤出所有外国驻军，包括历史悠久的法国军事基地，并启动油气合同重审程序，要求提高特许权使用费比例和本土成分占比。这种转变在知识界同样引发共鸣，Joseph-Achille Mbembe等非洲学者直言“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肯尼亚总统鲁托在国际舞台上猛烈抨击全球金融体系，更将非洲推向全球南方领袖的位置。
旧时代的“欧非一体”已宣告终结，一个基于利益交换和对等谈判的相互依存时代已然来临。对欧洲而言，未来的非洲，不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通过艰难谈判才能争取的生存合伙人。
▲ 2025年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的第七届非盟—欧盟峰会上，欧非伙伴关系出现重要转向。欧洲首次正式支持非洲在关键矿产领域实现本地化加工和价值增值，并承诺共建区域性绿色工业枢纽、将“蓝色经济”纳入战略合作重点。这一变化被视为对长期“资源开采型”贸易模式的突破，也与欧盟2024年通过的《关键原材料法案》直接相关。峰会公报明确支持在非洲建设冶炼厂、精炼厂和电池前驱体工厂，被多位分析人士视为非洲工业化与就业创造的潜在“转折点”，前提是资金能够真正流向可落地项目。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最后一公里”的交付能力。尽管欧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且欧洲投资银行（EIB）2024年对外融资中有40%、约31亿欧元流向非洲，但非洲方面长期批评欧洲审批慢、风险偏好低。为此，EIB正通过与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互认机制加快放款，并以佛得角风电、科特迪瓦可可溯源、卢旺达和塞内加尔mRNA疫苗制造等项目为案例，展示“共赢型”合作。同时，新的全球新兴市场风险数据库显示，非洲整体信用风险并不高，有助于纠正欧洲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总体而言，罗安达峰会标志着欧盟从“承诺与援助”转向“共投资、风险共担”的微妙但关键转型，其成效将取决于能否把价值增值、绿色工业化和更智能的风险管理真正落实到项目层面。来源：African Business
四、谁在填补权力真空：阿印俄美势力“逐鹿非洲”
一个高风险的“交易性碎片化”新体系正在非洲兴起。这一新格局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阵营站队，而是由海湾国家、印度、俄罗斯、美国乃至巴西等构成的异质力量联盟，它们正通过截然不同的扩张路径，在非洲大陆展开力量投射。
以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已从单纯的财政援助方，转型为重塑非洲经济与安全版图的物流巨头和冲突调停者。过去十年以来，海湾国家的对非介入跳出传统“支票外交”模式，转而将非洲市场深度嵌入以海湾为核心的经济生态系统。沙特凭借雄厚财政储备，推动“沙特绿色倡议”等项目，预留200亿美元投向可再生能源基建，触角延伸至埃及、摩洛哥和南非。利雅得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通过打造“海湾-非洲可再生能源电网”，既推动区域电力贸易，更将非洲公用事业绑定于沙特的技术标准与资本体系。
与此同时，阿联酋依托Masdar等企业实体，采取更激进的资产控制策略，跃升为非洲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通过掌控北非绿氢出口基础设施，阿联酋正逐步取代欧洲传统能源巨头，成为影响欧洲未来能源安全的实际“守门人”。物流领域，阿联酋旗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打造了一条从索马里兰柏培拉港延伸至安哥拉的“港口链”；沙特则牵头成立排除西方大国的“红海及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将红海安全定义为“阿拉伯—非洲”内部事务，削弱西方海军特遣队的存在价值。不过海湾国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阿联酋支持索马里兰的举动激怒摩加迪沙政府，卡塔尔则通过促成卢旺达与刚果（金）的和平协议，展现出区别于邻国的“诚实中间人”外交软实力。
在海湾国家重塑物流与能源版图的同时，印度于2025年巩固了非洲首选战略伙伴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中国“一带一路”和西方“说教式援助”的第三条路径。新德里最有力的地缘政治工具，是包含数字身份系统（Aadhaar）和统一支付接口（UPI）的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India Stack）。面对非洲国家日益强烈的数据主权保护诉求，印度的数字基建模式精准契合需求。纳米比亚已率先全面落地UPI支付系统，加纳、埃塞俄比亚等国紧随其后。这种金融基础设施整合，旨在绕开SWIFT系统、推进本币结算，直接挑战法国在非洲法郎区的长期金融霸权。
国防领域，印度摒弃以往犹豫姿态，以“光辉”Mk1A轻型战斗机为出口旗舰，打开非洲市场。尼日利亚、埃及正与印度深入谈判，前者希望摆脱西方严苛的人权审查，后者看重印度提供的本土维护与大修技术转让模式。2025年底，莫迪总理访问亚的斯亚贝巴，将印度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通过翻倍奖学金、扩大人工智能培训项目，填补西方因提格雷冲突留下的影响力真空，稳固印度在非洲之角的长期存在。
与印度的软实力渗透不同，俄罗斯在2025年完成从瓦格纳集团到国家管控“非洲军团”的转型，将其在萨赫勒和中非的军事存在正式制度化。俄罗斯的战略核心直指“政权生存”，为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军政府提供禁卫安保、反叛乱支援，以及对抗西方叙事的信息战防御。这种安全保障，通过新殖民主义式的资源开采模式换取：作为回报，莫斯科获得黄金、钻石和铀矿的独家开采权。这一策略不仅瞄准经济利益，更着眼战略资源拒止。通过控制尼日尔铀矿和马里锂矿，俄罗斯试图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掌握制衡西方的杠杆。
尽管“非洲军团”在马里廷扎瓦滕遭图阿雷格叛军伏击、遭受重创，暴露出反恐能力短板，但萨赫勒军政府在切断与西方联系后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依赖莫斯科。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非洲倡议”媒体网络发动认知战，将“非洲军团”包装为解放力量，在当地民众中维持较高支持率。
面对非西方国家的强烈攻势，美国在2025年实施战略转向，推出以洛比托走廊为核心的“走廊外交”。这个耗资超40亿美元的项目，旨在翻新连接刚果（金）、赞比亚矿区与安哥拉大西洋港口的铁路，通过物理基建将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新导向西方市场，打破中国的物流优势。美国还介入大湖区安全调解，促成刚果（金）与卢旺达就M23叛军问题达成和平协议，但此举被外界批评为“资源换安全”的交易，本质是确保锡、钨、钽、金等战略矿产流向美国工业体系。
然而，随着2025年《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即将到期，叠加特朗普主义可能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即便是肯尼亚、安哥拉这样的亲美国家，也开始两面下注，继续维系与中俄的关系，以防美国政策突变带来风险。
大西洋彼岸，卢拉领导的巴西在2025年强势回归非洲，将“热带技术”转移作为软实力工具。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在酸性土壤改良领域的技术优势，使其相较北方捐助国更具竞争力。“棉花-4+”项目的扩容，将多哥纳入合作框架，凸显巴西通过遗传材料与生产技术转移构建长期依赖的合作模式。依托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巴西重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海外融资功能，支持本国工程企业重返非洲基建市场，标志着巴西试图在该领域与中国企业展开差异化竞争。
多极力量的激烈争夺，直接导致欧洲对非影响力的崩塌。2025年，随着乍得军事基地关闭，以及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的驻军规模大幅缩减，法国作为“非洲宪兵”的时代彻底终结。这种撤退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更蔓延至经济领域：肯尼亚取消原本授予法国财团的13亿欧元高速公路合同，转而交由中国企业承建，这一事件象征着反法情绪已从萨赫勒扩散至东非。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正以“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方式在非洲扩张：通过港口、机场与物流等基础设施投资，配合采矿、农业与通信等布局，既获取资源，也放大其全球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并在多场地区冲突中扮演“造王者”。
过去几十年阿联酋在非洲投资接近6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近两年又承诺新增970亿美元投资，约为中国承诺的三倍。其核心抓手是通过AD Ports与DP World获取环绕非洲的港口特许权，并在内陆建设“干港”和集装箱枢纽（如摩洛哥、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坦桑尼亚等），配合70多个物流节点服务资源外运与潜在军事用途。
此外，“土地与碳市场”与“黄金走私链”也是阿联酋“新帝国”的典型案例。阿联酋进口约90%食品，2022年食品贸易额超270亿美元，因而在埃及、埃塞、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苏丹等多国购地种植苜蓿等高耗水作物，被批为“土地/水资源攫取”；同时通过碳信用与COP28叙事推进“绿色洗白”。在矿业与黄金方面，迪拜是全球第二大黄金进口地，美国财政部2022年称刚果（金）90%以上黄金被走私到乌干达、卢旺达后常被精炼并出口至阿联酋；在苏丹，阿联酋被指支持RSF并成为其融资、物流与公关枢纽。来源：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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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西方影响力的衰落，并未带来全球南方的和谐共处。随着多个强势大国深度介入，非洲大陆新的摩擦点持续涌现。萨赫勒地区，企业需要稳定环境保障投资回报，俄罗斯模式却依赖地区动荡推动武器销售，这种“稳定悖论”导致各方利益潜在冲突，例如马里军政府打击非法采矿的行动，已波及中国矿业运营商。西非地区，俄罗斯支持的“萨赫勒国家联盟”与亲西方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裂痕加深，前者甚至推出专属投资银行和护照，在区域内制造永久性紧张。非洲之角，阿联酋与沙特的代理人竞争，也正加剧索马里局势动荡。
随着非洲已全面进入“交易性多极化”时代。这片大陆不再是被动的援助接受者，而是大国激烈角逐的竞技场。非洲国家收获了更多合作选择，但也不得不承接大国博弈的恩怨纠葛。如何在这场“大博弈”中借力打力、趋利避害，避免被外部势力反噬，将决定非洲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走向。